《在中国屏风上》有个晕黄的封面。两枝错落的芭蕉，右下角转过一张东方少妇的脸，耳环（该叫“耳珠”）若有若无；她头上堆出层层发髻，刘海菊蕊样垂着；蕉叶后剥露出一角月白的立领。她瘦瘠，温煦，略微的羞涩，又故作一丝镇定，从面部特征看，她更像越南人。不过在西人眼里，东方人都差不多。对陌生事物人们总是不太好把握，尽管误会有时富于美感。
本书作者萨默塞特·毛姆当然不是一个乐于误会的人。最早知道毛姆因他是张爱玲欣赏的英国作家。之后读到他的《月亮与六便士》，冷静、漠然叙述下潜行的激情令人难忘。小说更多是委婉迂曲的，而散文随笔更真挚自然些。在本书序言里毛姆说，旅途中“遇见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这种兴奋的经历无疑十分难得。”——哪怕是以后不愿再见面的人——“这个人也许不很聪明……也许是邪恶、虚伪、粗鲁、低俗或者野蛮的，但他是独一无二的！”确实，对于孜孜不倦研究着“人性的枷锁”（毛姆小说）的小说家，这样的人身上有着一种令人振奋的特质。此书中写到的人事正是激起了作家兴味而随时记录的，“大部分文稿都是用铅笔在路边买的黄色包装纸上草草而就的。”
也许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毛姆虽然天生跛脚，却很喜欢旅行，“乐于体验艰辛”。他1920年来中国，是上世纪不多的几位专程来中国又留下一系列文字的世界性作家。毛姆之前有保罗·克洛岱尔，他在中国是1895年至1909年。这位年轻的法国诗人以审美的方式感受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比如他赞美福州：“玫瑰和蜜的颜色的地方”。比毛姆迟一年来的是芥川龙之芥，他对中国的现状大失所望：“现代中国已非是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古代诗文中认识的中国，而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展现的世界。这是一个猥亵的、残酷的、贪婪的世界。”
芥川三个月的中国之行，对诗文中国的幻想全然破灭。芥川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倾慕使得这种失望不可承受。而西方世界中的毛姆之前对传说中的中国至多只有些所谓古老神秘的印象吧，模模糊糊、人云亦云的说法不值得期待，没有期待的旅行最可能经历意外，而意外对于一位好奇的行者来说，是收获，也是享受。
伊夫林·沃半开玩笑地这么评价毛姆：在拿捏人们对八卦信息的胃口方面，他可谓大师。我想他一出现在上海某个使馆圈子的上流宴会上，不到一刻钟，就有本事把场面摆得四平八稳。他冷眼打量并洞悉着出场的每个体面人物的孱弱，男人们故作优雅而虚荣庸俗，女人们不露声色的卖弄及暗中较量。那位法国武官夫人不以为然地让大家等了半个时辰，浓妆艳抹地进来，“伸出珠光宝气而又瘦骨嶙峋的手给危地马拉公使，几句玩笑话就让银行家妻子觉得自己那么落伍、土气、臃肿。”毛姆讽刺起来够刻薄的，《荣誉攸关》先是论述一大段有关法国人最关切的个人尊严，对荣誉不寻常的敏感；接着又是更长的篇幅隆重推出一位代表着法国在中国某种重大利益的徳·斯特韦尔徳子爵，一位威严、自命不凡的人物——就在文章快要收稍的末尾（“他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卖关子，然后选择一个令人吃惊的时候说出来。”伊夫林·沃语），情势急转直下：像许多大人物一样，他娶了个对丈夫极不忠实的妻子，这一不幸他是如何勇敢又不失尊严地承受的呢——每当他太太找了个新情人，他就要求她身为糖果商的父母赔偿他一笔钱，传说中的单价是二十五法郎，但以现在的银价，相信一个生意人会以美元支付的；因此，这位雄心勃勃的徳·斯特韦尔徳子爵，“在他妻子达到守教规的年龄之前，无疑会变成一个富翁。”——尖酸刻薄，亦津津有味。
如此描述西方人（里面还多是英国人）在中国的种种世态形相，丝毫不讲情面。他的文章是给英国读者看的，看吧，人样，太人样的。世界在哪儿都不过如此。另一方面他深入中国内地，目睹着这个国度的贫穷，肮脏，吵吵嚷嚷，战乱不休；而另一个中国，民众默默坚忍地承受和绵延，但也活得没心没肺。细究这个民族的国民性，毛姆的直觉是对的。
这方面芥川的描述更为穷形尽相：走在上海城隍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只觉得“……这些人当中，没准儿混着个把《金瓶梅》中的陈敬济或是《品花宝鉴》中奚十一那样的好汉。可那些人群中几乎看不见杜甫、岳飞、王阳明、诸葛亮之类的人物。”上面提到的《金瓶梅》、《品花宝鉴》大约是芥川心目中的中国世俗甚或低俗小说吧，听上去所谓的“好汉”及其讽刺。清末民初几十年，芥川所提到几种人物有是有吧，对照起来，也可说那时有鲁迅、谭嗣同、李叔同等，诸葛亮本是个文学形象，原型自然是有的，而近现代没有诸葛亮之流谋士阶层之精英存活的土壤，朝廷昏聩无能，故而与洋鬼子干起来屡吃败仗。
一个西方人的所见所感，引发的自然还有两种文化间的参差比较。他在最贫穷的村子里发现人们依然乐衷于装饰，为家具门窗上的花饰费尽心机，甚至最偏僻的一座石桥也有着清淡、精美、雅致的浮雕图案。中国的艺术家都是广阔民间的无名匠人。他们苦心孤诣地要使你愉悦，直至炫技手法制造的审美疲劳征服你。而突然出现的一尊残缺的希腊塑像（一位法国医生在西藏边界发现的）令他心灵安详，“仿佛见到了希腊的巴特农神庙，朴素又可爱，下方是宁静、蔚蓝色的爱琴海。”
这是老欧洲人对希腊源头的母体文明本能的依恋。美可能是一种信仰。而中国佛教的世俗性也让这位观察者看得一清二楚，《疑问》寥寥十数行，描写了一座庄严的寺庙，这样的建筑在那时随处可见，照例有着雅致的庭院，造型优美的小桥、大殿中作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而当问及究竟是何种精神力量让人建成这些宏伟建筑时，他们却无言以对。他们是普通的中国人。
不过，毛姆更习惯抛开国家、民族这些概念，去直接触及他所亲历之物。别人认为毫无奇特之处，也许他会莫名激动，被一阵阴影般的狂喜抓住，猛地起身，看着旅途中“我的小船舱、我的炭火盆、我的防风灯，甚至我的行军床……我有一刻是如此着魔地看着它们。”这是在中国黄河上，要是这在印度恒河或其它的河，或非洲的帐篷里，这种时刻毛姆这样的人还是一样要着魔一刻的。“我最初有此体验是在一个傍晚，那时我正在布列塔尼海岸的一间农舍玩牌。隔壁房间里躺着一个垂死的渔夫，这家的老妇人说他就要出门赶潮去了。门外一场风暴正在猛烈地刮起，这似乎正适合为大海的这个老战士送终，呼啸的狂风反复冲撞紧闭的窗户，要陪老人离去。海浪轰响着拍击岸边的岩石。我突然感到一阵狂喜，因为我知道这儿就是罗曼司。”这境界还是古典的，可仍见出毛姆的奇异处。
尽管是即兴记录的散文，毛姆作为小说家的想像力仍时露端倪。《副领事》则更接近一则短篇。通篇淡然的语调，不见血腥的春秋笔法让我想起沈从文。一位在华副领事参予主持一位中国青年的枪决死刑后，回去路上使馆的轿夫——几个棒小伙们“吆喝让道的声音让他有些烦躁，他想蓄意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可怕，这就像要承担一份巨大的责任，因为这毁灭了世世代代造就的成果。人类已经存在久远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无限的、一系列神奇事件的演变结果。”——这觉悟也许不算太新鲜，可我读过后仍轰然默存在心里，长出一阵痛悔，长出胚芽的力。这是毛姆的认真处。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译者唐建清先生是我在南大一位颇会心的老师。有一年我在上海一家旅店被窃了包，损失的一堆物什中有两张碟就是《走出非洲》和《肖申克的救赎》。更痛心的是那年的日记本也在里面。店主为核实身份，要南大的证明人出来说话，我于是拨通了唐老师家里的电话。听到他那头长者的声音，忽然撑不住了。这次看到他的译本，真是高兴。晚上该给他打个电话。
《在中国屏风上》
［英］ 毛 姆 著
唐建清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