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每时每刻总会有那么一头毛驴，无论是出于绝望，还是出于高兴——谁又能讲清楚到底是因为绝望还是高兴？——扯起惊人的喉咙，放开嗓子吼叫一番。突然，正在什么地方行走的一个男人，一边走一边放声吟唱；唱到尽情处，他忘却了一切，会突然拔高音频，一展令人震耳欲聋的歌喉。而在远处，又有一个男人接上了他的调门，忘情地以高歌呼应。在丰收的季节，总会有一首歌曲，单调而缺乏变化，悠悠不断地传入你的耳中。有一天清晨我散步时，一位老人正驱赶着两头无精打采的毛驴打场，毛驴晃晃悠悠地转着圈，而老人在唱歌，他唱得那么投入、有劲，声音大得惊人，连他自己都用手指头把耳朵塞了起来，挡住他那响亮的歌声。”
忍不住又一次翻阅这段文字。如果为这幅老照片题个词，就是：喀什噶尔，1948。或者：1949年之前的喀什噶尔。见证者黛安娜·西普顿，又一位英国驻喀什大使夫人——最后一位。因此，她在《古老的土地》中所记录的，正是许多处于乱世之中、时代巨变之前即将消逝的事物。比起前任马嘎特尼夫人所处的更传统的时代，她置身的喀什正在局部解析。
黛安娜·西普顿文中有一种不流俗的气质，尽管“诗意”这个词已被人用滥了，但我想像现实生活中她一定是个有气氛的女人。这位英属印度政府林务官的女儿，自小就习惯于旅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她喜爱遥远陌生而多山之地，她心目的英雄就一直是那些女士探险家。我读此书时，一直在想着另一位旅行于非洲大陆的北欧女性——瑞典女作家艾萨克·丹森，我想着她所写的《走出非洲》——尽管我只看过由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小说只有更棒。甚至梅里·斯特里普最早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旅行女性。而深受卡森·麦卡勒斯景仰的艾萨克·丹森由于传奇般的人生，而被人认为是“巫婆、女预言家、猎狮者、咖啡种植者、贵族、暴君、一个病入膏肓却又不向命运低头的女人。”如此尖刻且又贴谱的评论——丹森对于崇仰她的麦卡勒斯就像是失传的欧洲老版本，贵气，成色十足。当素来孤傲的麦卡勒斯谦谦地拜会“显赫”的丹森之时，犹如一位转世灵童遇见了她的前身。
我所瞩目的旅行女性中，一束“幽暗之光”来自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她在《矶鹞》这首暗含着某种自寓的诗中，矶鹞敏感、专注而由笨拙至轻捷的形象颇为传神：
对身边的咆哮它习以为常
如此频繁地 世界被注定震撼
它奔跑，跑向南方，在有序的混乱中
如同布莱克的门徒 审慎而苛求
行走的世界赐予人们磨难和认识。中亚雄奇的山川大漠，令黛安娜为天地的大美而震撼、孤寂、敬畏和终极的宁静。随丈夫艾瑞克·西普顿出游、打猎、探险，成了黛安娜书中最具难度系数（叙述）也最沁人心脾的部分。这对英国夫妇若活在现今的年轻人中也决不滞后——就像海明威那样狂热地喜爱打猎，攀登冰山。他们上过帕米尔高原，攀过“冰山之父”慕士塔格，艾瑞克甚至还为之截掉了一个冻死的脚趾头。
黛安娜热爱这广袤无垠的土地，黛安娜决不矫情。艾瑞克曾问她愿意过柯尔克孜妇女那种简朴的生活，还是英国家庭主妇的生活？她说，一想到后者的约束就深感恐惧，她也乐于把前者理想化——“但是，说老实话，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丢开现在过的这种英国生活中所具有的舒适……便利……娱乐，而去追求游牧民族那种单调但空间广阔的自由生活。”
观察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她对中国人“散漫、松弛的统治”予以肯定，但她也指出，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新疆存在着贫穷、疾病和残忍的暴行。然而，黛安娜对常人所持的西方本体论有着清醒的反省。她认为用西方标准来评判中亚的某个地区是可笑的。同样，认为人们挨饿是因为他们一天吃不上四顿饭，不会读书识字，也不能在每周看到卡里库伯，如此人们的生活就失去了乐趣——那也是可笑的。“由我，或是由那些挑起事端的外国改革者来评判新疆人民生活得幸福与否是荒唐的。”黛安娜看来，那些匆匆而来就得出“悲惨世界” 之结论的外国记者，他们只是想用黑白两色画一幅图画。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活了两年，真诚地感受着这个偏僻的世界，她深知“在一个狂热而又使人们无法安宁的世界里”，喀什噶尔人懒懒散撒但恬淡平和的日子自在而幸福。而离旧城6英里外的新城里，那些被放逐的有权势的汉人，恰恰是可哀的。对此，这位旅行女性的洞察力脱口而出：“忘记流放的处境似乎总是一种悲惨的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