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寻访过一个“法国花园”，实则是中国式的消夏园子，法国领事馆在北京西山的避暑地。有本书写“中国花园”，却是一座欧式建筑，有着哥特式的拱门和罗马柱。当年我逃课去新疆，又从乌鲁木齐赶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去往南疆，一个原因就是想看看“中国花园”和它所在的著名的喀什。
1898年，一个远在大不列颠半岛的普通女子远渡重洋，自俄罗斯的安集延翻越天山西脉，在马背上颠簸辗转来到中亚名城喀什噶尔。“中国花园”——“秦尼巴克（ChinaPark）”——英国使馆，就是她的落脚之处，她与她丈夫将在异国共同生活17年的家。
这两个花园相同的一点，就是都是和外国领事有关。凯瑟琳·马嘎特尼的丈夫乔治·马嘎特尼就像是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人物，温和，坚定，绅士教养，这个有着一半中国血统却对此讳莫如深的英国领事，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有个本分的中文名字：马继业。因为离他妻子太近，读者始终没法调准焦距，但仍将有望再见到他在上世纪初众多西域探险家的回忆录里频频露面。他，斯坦因、斯文·赫定的好友，在同时代的英国作家、记者彼得·霍布科克眼里“相当机警”，几乎是“独挽狂澜”，“以罕见的忠诚和才华服务于自己的国家”。马继业除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及熟谙满清官场的礼数之外，几乎看不出另一半母系的汉族基因所影响的内在人格，也许是因为他对父系强势文化身份的积极认同塑造、强化了他的面目——细究这一点的形成极耐人寻味。作为1891年起英国长期驻喀什噶尔的外交代表，马嘎特尼直到28年职业生涯的最后5年，才成为总领事。当时喀什位于英俄大角逐的缓冲点上，也可说处于两个帝国争霸的前沿。马嘎特尼则是英属印度政府留在喀什蹲点以监视对方的第一位外交人员，用妻子凯瑟琳的话说，这条俄国熊尾巴摇来摆去，惹是生非，怎能不盯着点。这碗饭不好混，当时最初近十年在喀什“扳着指头也能数过来”的欧洲人中，他举目无亲，要不是有一位神神叨叨的荷兰教士（斯坦因叫他“当地的活报纸”）每每促膝夜谈，恐怕孤寂得架不住。他潜在的对头沙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在英国人眼里据说是个阴谋分子，飞扬跋扈，诡计多端，本埠居民称他“新察合台汗”——察合台是成吉思汗次子，喀什噶尔之王——我每读至此人便想起斯文赫定《丝绸之路》里的一个重要人物阿布列索夫——苏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这个阿布列索夫曾在1933年，赫定被“新疆王”盛世才扣留时，当着赫定面在电话里给新疆外交署下死命令，放赫定出城。如此嚣张的俄国扩张势力的挤压下，这对无权无势的准领事夫妇，只是作为大英帝国在鞭长莫及的中亚一个坚挺的姿态而寂寞厮守罢了。
这些盘根错杂的时代关系且不去管，一切在马嘎特尼夫人的眼中，都只作为她的中国花园“秦尼巴克”辐射出去的外延，外面的世界，男人们为貌似崇高的东西愵战、政治交锋、掣肘、相互设计甚或杀戮；她则埋头经营自己的园子。英格兰的人文传统在遥远的中亚腹地不动声色地找到了土壤，当然，这位小家碧玉式的女子只是本分地做着贤妻良母，不曾见她哪天捡起本书来翻翻，或面对瑰丽的奇景拿起画笔，或吟咏十四行。她整天打理的是花园和厨房；而多年后，在激流中的英格兰泽西岛上再提笔回忆这个沙漠中斑斓的古城时，她母语里细腻、温厚、优雅的酵母历经缓慢地酝酿，溢出蕴藉的甘醇来了，我在某个下午又重读她的回忆录《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一气呵成，如饮香槟。
然而不仅如此，在她背后，你会若有若无瞥见一些熟悉的影子之投射，如兰姆，盖斯凯尔夫人，甚或简·奥斯汀。或者说，英语传统里壁炉前闲谈或低低吟诵的氛围孕育出了多少文人墨客，以至于一个未曾受过文学训练的人，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优异作者。
尽管凯瑟琳时而琐碎，时而平淡，无甚思想也不擅想像，但是生活在这种阅读传统里的女性，也自有其天性的教养中的一种敏锐，一种安适里游逸出来的活泼趣味。比如她对喀什巴扎的描写时有出彩：
“……两个男人做一笔买卖马、牛或其他任何值钱东西的交易，看看他们交易过程是极其有意思的。他们先走到一起，伸出右手，再放到对方的袖子里。接着在他们之间做了一些很神秘的暗示性动作，如伸出多少个手指头就表示出价多少，或是拍打一下各自的手臂，拍多少次也表示出价数目……两个人紧紧地站在一起，盯着对方的脸，摇摇头，或是点点头，样子极为庄重，最后价钱就确定了下来。紧接着，他们又抽回各自的手，捋捋自己的胡子，把钱交给对方。”
如此准确的叙述，萦绕着凯瑟琳式的、无意为之的幽默感。而她日常接触的秦尼巴克的仆人身上，不时闪现着如此轻喜剧式的一幕——她写到喀什的维族男子用腰带把衣服紧紧束起，作为放东西的仓库——
“有一天，我们的厨师从巴扎上买东西回来，身子鼓鼓囊囊的，像个大坛子，走起路来腆着身躯，衣服都撑得不成样子了……他竟掏出那样一大堆东西，这使我想起了魔术师的把戏。首先，他掏出了够自己吃一天的囊，又掏出了蔬菜和肉，还有各种各样的纸包，最后竟是6只活鸽子……”
文化习俗的差异，在一个西方女子眼里，中国人讲究场面的热闹颇为莫名其妙。协台带着夫人、千金到秦尼巴克赴宴来了：
“那一天，她们到来时，坐着轿子，乘着高头骡子拉的车，浩浩荡荡，气势非凡，因为来访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我的预计。除了杨大人和他的夫人、小姐外，还有好几个女亲戚以及他们的子女，都接受了我的邀请。自然而然的是每个人都有数个仆人和侍女，黑压压的一大群，这些仆人和侍女都极力想涌进我们的客厅，看一看这里是个什么样，还想听听我们到底谈些什么。给我印象中国人不在乎他们谈话时，周围有一大堆人围着听谈话的内容。”
中国式的喧哗和无聊穷形尽相。好一个“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透过最后一句，我仿佛看到了这位大使夫人嘴角一抹嘲讽的笑意。不怎么讲政治的马嘎特尼夫人，对在喀什混迹的汉人官吏的描写也仅限于表面，一直到第十二章“中国革命”（辛亥革命）中，在革命党追杀下的众多官吏逃进英国使馆避难，平时威严刻板的官架子荡然无存，唯有仓皇、猥琐。一个劣迹斑斑欺压百姓的贪官乔装成维吾尔族人，半夜由瑞士传教士的仆人背着送进了秦尼巴克，可这里也不敢收留他，后来他居然躲在维族打囊人的囊炕里，听任暴民残杀他的妻子。
凯瑟琳这位西方女性的眼里，这场暴风雨般的中国革命充满了血腥的屠戮，先是暴民的围殴，局势掌控在一个屠夫和理发匠手里，到处草菅人命，残杀无辜；继而形势逆转，喀什噶尔的协台与新党头头联起手来，“旧政权再一次掌了权，那个杀猪卖肉的屠夫和理发匠也掉了脑袋。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中国官员，花了大笔钱才保住他们的性命，而这些钱是他们从人民手里巧取豪夺来的。”目睹着一幕幕“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黑色闹剧，这位女性旁观者的笔触前所未有的冷峻。西方的人道主义在其帝国觊觎并意图殖民的土地上并不回避悲悯的面容。
多年前我在喀什噶尔的第一夜，独自去街头游逛。我寻找着想像里古老的中亚：浓郁、绚烂的异域风情，无处不在犹如呼吸的伊斯兰宗教气氛。然而，眼前只是黑黢黢的一片土房子。偶然，我拐进了一座灯火璀璨的宅子。循着馥郁的花香，像是玫瑰——这是十月中，我穿过一座天穹似的拱廊，忽而望见中亚的月亮，天方夜谭似的悬在头顶，夜空深的像神话。默立了一刻退出来，回首望去，门楣上正是“秦尼巴克”。